同时新儒家有无限的能量，腾云驾雾，德义普泽。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本我的纯白之意一旦与外在闻见带来的客尘相结合，即形成与翕势相对之辟势――这在心理状态上显示为某种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的下意识冲动。想形于内，必依声气之助，以达于外。
[78]熊十力：《新唯识论》，第441页。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从小乘以来，都是根据释迦说五蕴等法，此即是一种剖解术或破碎术，把物的现象和心的现象，一切折散了，便无所谓宇宙。有宗在本体论上始终恪守小乘以来一贯相承之根本义，即本体不可说是生生化化的是也。成年人在下意识的种界葆有极其丰富的新薰种子，是故在言谈举止上显得老成练达，也唯其如此较多利害考虑而殊少浪漫之致。
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释》的种子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种子说之演变甚繁，姑谈其略，一法相家义，二唯识家义。然推度创起，此全计划固在模糊与变动之中，实有渐趋分畛之势。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
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这是韦政通的立意，这种立意是有感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两端争胜的实际情况而发的。由此看来，韦政通与牟宗三分手，虽然在当时是以韦政通个人生活的变动的具体事件为导因，但即便没有这样的导因，分手也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天人合一与其说是修养境界，毋宁说是一种依恋和回归的情感。
(二)在目的和方法问题上 自由主义主要是为了进行思想的再启蒙，因此对思想自由的要求特别迫切，对传统形形色色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皆怀抱敌意。但曾经却不无骄傲的自誉为可能是中国有新文艺以来，唯一的一部宣扬儒家的小说[2]18。
如果不是朝向宗教信徒的方向努力，这个结果就是早晚会出现的。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这条路。韦政通指出：不论历史和文化都相当复杂，了解其中不同的对象须持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尤其应知了解人文方面的态度与方法，多半是在严格的学术训练和长期积累的功力中，慢慢摸索悟出来的。贺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指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大转机。
如牟宗三与唐君毅两先生，皆对科学的重要性有足够的重视，但都回避问题的症结，同时又以一切科学的价值，都只有为了发展儒家的仁教的需要服务，才有意义，其本身并无绝对的意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如果根据韦政通身上所体现的传统的热情来立论，也可以将其放在新儒家的阵营里。其目的则在于消解其中不必要的意气之争，超越各自的学术派系立场，把杰出的才智完全收拢到新文化的建设上来，不必继续无谓的浪费了。应当指出的是，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缺乏必要的敬意和同情，确实很难于实现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与提升。
因为拥有理性，并使用理性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尤其是以思想创造和现实关怀为主要趣向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时候，人类同应一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韦政通则通过对新儒家反击自由主义的言论的陈述，认为新儒家们对自由主义的反击同样属于另一股情感的气机之鼓荡。但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可是新传统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甚至徐复观都可以占一章的地位。因为前者是欲将政治当成实现伦理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希望将伦理当成政治的手段。就像朱子当年在李延平过世以后，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李延平学问的真趣，在如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发现了胡五峰一样，其实朱子对胡五峰并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是因为五峰当年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自己的主张又能与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这种做法在事实上已经与孔孟的原始仁教精神相违背，理想中的善充当了事实上的恶。不过通过韦政通的影响，殷海光后来似乎已相当程度的改变了自己对于传统的态度，只可惜已经太迟，因为不久之后，殷海光便被癌症夺取了生命。韦政通迷失在现实的对象——被牟宗三的传统的激情和情势的强大所笼罩。
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曾为寻找自己，而或轻或重地在对象中迷失过，有的是历史的对象，有的是现实的对象。②这不仅是韦政通对于传统的热情，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
六十年代初，韦政通因个人的生活问题，使自己的人生再度陷入旋涡之中，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他和牟宗三先生以及同门师友们当初都不曾想到的——这次事件导致了韦政通与牟宗三先生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宣告中断!韦政通1963年3月24日的日记上写着如下一段话：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古今中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要之，韦政通是儒家的信徒，但不是使徒。而这两点，则成为走出迷失，认识自我的心理基础和愿望前提。
要之，徐复观先生是韦政通最好的前辈朋友，对韦政通有过知遇和提携之恩，韦政通的生存资源——中学教师的身份都是徐复观帮助获得的，而且韦政通在孤立无助的时候，曾在徐复观家里过了一个农历年。[2]73而由于殷海光对玄学(主要指新儒学)的强烈厌恶感，则可能就是他不容易培养一个接近传统的心灵的原因之一[2]73，韦政通对殷海光直至临终前才认识到隔离的智慧的重要性感到非常惋惜，以为太晚了![2]90因为殷海光一生始终以新儒家为理论批判的对象，终于未能真正的隔离自己，从而真正的从事自己的研究，所以原则上并没有留下能够传世的作品。[2]48 由这段日记可以看出，韦政通潜在的自我一直没有泯灭，尽管当初所说的是戏言。而当韦政通反转过来，采取用传统批判现代化和用现代化批判传统的双向方式实施自己的思想批判时，主要内容也还是儒家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如果顺着原来的路子，中国就不会走向民主。韦政通在《思想的探险》之《儒家批判》的引言中说：所谓‘走出传统，其真实的意义是，与传统主义告别，放弃了对儒家的信仰。
……与其今后徘徊于古人之墓前，反不如坦白承认今后之文化应出于新创。同时梨洲还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他想到治法的优先性，以及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先后程序，就克治专制的毒害而言，已属对路的思考。
因此，包括对天理人欲强调极严格的宋明儒者如程子和朱子等，其实都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所坚守的理欲之辨，对于普通民众而论，是一种对利益要求的限制。而对于专制的统治者，则是一种放纵。
这些机缘既构成了他人生理想成就的直接境遇，同时也经常使他陷入困顿从而接受考验，成为他人生中的有意义但不顺畅的遭逢。韦政通在原则上反对将敬意与同情当成方法或将其过分渗透到实际的研究中去，因为对于认知和研究的事业而言，绝不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的情形。这是用外在的眼光来证实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表明选取这种做法的人，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或力量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需要外界的帮助。[4]17这一点深为韦政通所赞许。
韦政通对牟宗三的怀恋完全可以从师恩如山[2]48等的话语中体会出来。但是韦政通在认真读过《文星》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倒受了李敖的刺激和影响，站到反传统的阵营中，并成了《文星》的作者。
[3]295-296 同时，有关殷海光的影响，还可以从韦政通对殷海光的评价中约略的看到。你们把这种对峙带到台湾来，真是不智，我们早就应该跳出这种窠臼了
因为拥有理性，并使用理性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尤其是以思想创造和现实关怀为主要趣向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个人理想和理论工作的性质，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思想家。
